忆在大学的日子

作者: 陈绶章     文章来源: 老干部处     更新时间: 2014-11-10 15:40
 
1950年夏,我考入浙江大学航空工程系,入校时班上共有37位新同学。浙江大学当时坐落在杭州市下城区,校区面积不大,北面以庆春街为界,东面以杭州市东城墙的护城河为界,西面以大学路为界,南到浙江图书馆。
 抗日战争期间,浙大曾西迁至贵州遵义办学,在搬迁路上全校师生克服了数不清的困难险阻。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由贵州迁回杭州市。
 解放初期,学校基本保持解放前的原貌,校舍陈旧简陋,没有大规模地建新校舍,教学用房倍感紧张;但使用合理,利用率高。上课的教室从不固定,一下课学生们就要奔向另一个教室去上课。解放初期,为了满足祖国建设的需求,学校各个院系开始扩招学生。浙大也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就拿航空工程系来说,49级、50级和51级的入学人数,每一届都在30名以上,而当时航空系在校的47级仅有一名学生,48级也只有3名学生,从这个侧面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新中国给予浙大一个发展壮大的任务,这为浙大的今后高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也预示祖国的航空事业处于腾飞的准备阶段。这对我们学航空工程的学生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深切地感到所肩负的一种历史使命。
 校内有一片面积不大的水域,称为慈湖,它将校区分割成两个部分。中间架有一座桥,跨越湖水,称作“求是桥”,桥旁有一座教学楼,因为它正好处于学校的中间,故名“存中馆”,是解放后新建的校舍。由于当时经费紧张,当时担任浙大总务长的航空系教授范绪箕先生主动承担起全部设计和监造工作。这件事在我们学生中间传为佳话,大家心中特别崇敬范先生,都要向他学习这种艰苦创业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还有一件令人难忘的事。大约在1951年,一天在学生食堂的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着:美国某学术机构为了表彰钱塘江大桥的设计者浙大土木系主任钱令希教授,特授予他荣誉和奖金,但被钱教授全然拒绝了。这件事在学生中掀起了巨大的爱国热潮,对钱令希教授肃然起敬,钱教授也就成为学生们又一个崇敬的对象。
 在存中馆旁边建有一个音乐教室,面积约为100平米,是解放后新建的又一座校舍。有两名教授开出钢琴、声乐等课程,学生可以自由选修。通过课程培养了文娱活动的学生骨干。每到周末晚上,在这里由学生们自己举行“唱片欣赏”,能听到优美的乐曲,有时还举行自办的音乐晚会。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学校办有广播站,在学生会的领导下每天播出时事、体育、文娱等栏目,所有编辑和演播工作都是由学生们自行完成的,这既节省了经费开支,又使参加的学生得到了锻炼。通过上述活动将学生融合在各种集体活动之中,生活过得非常充实。
 从存中馆向北经过“求是桥”即可到“子三广场”。广场的这一名字是为纪念革命烈士于子三同学而命名的。于子三同学是在解放前领导同学参加“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时牺牲的。每当学校在广场上举行全校性活动时,学生们路经求是桥到达广场开会时,往往就让大家联想到浙大的求是校训,以及感到当下的幸福来之不易,是烈士们流血牺牲换来的。在此广场上我们有幸听过竺可桢、马寅初校长的演讲,还有浙江省委宣传部长俞铭璜、浙江日报社长陈冰给学生们讲解的时事,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浙大在学的学生是非常艰苦朴素的,多数同学吃国家所发的助学金。助学金分甲、乙、丙三种,我享受到的是丙种助学金,每月发的钱基本够每月的饭费。每次开饭时,在进饭厅门时,先划饭卡,后打饭菜。饭厅里放有饭桌,但没有凳子,同学们都是站着吃饭的。在饭厅外有职工家属摆摊卖食品的,但同学中很少有富裕的钱去买这类东西吃。特别是来自温州等地的同学,经济都比较困难,生活非常简朴。脚下只有一双布鞋,到下雨天,为爱惜布鞋,干脆脱掉布鞋,赤脚在铺鹅卵石的路上走去上课。
 除一天三餐之外,另一个用钱的地方就是买书籍和学习用品。由于市场上没有专供学习用书的出版社和书店,因此学习用书是很缺乏的,不是说有钱就能买到。记着当时的解决的途径之一就是高年级同学将学过的教科书以贱价卖给低年级的同学。书越用越旧,价钱也就越卖越便宜。一方面同学买不起新书,同时新书也不容易买到,这正好能满足双方的要求。卖书时也很方便,只要在饭厅、宿舍等地的墙上贴上一个纸条,写明书名、新旧程度、价钱和居住宿舍号码就可以了。这种简朴的风气也感染到方方面面。当时从上海考入浙大就读外语系的女同学,进校时穿着高跟鞋和华丽的衣裙,有这么一股洋气,但不到一个星期,碍于周围的环境,就自行脱去不再穿了。
 在学校的南侧有一座浙江图书馆。这一图书馆在名义上是浙江省立的,实际上主要是为浙大学生服务的。记得在每学期开学时,学生要先交费注册,注册之后才能办理其它手续,如向图书馆借书等。例如,大学一年级上画法几何课时,就采用当时由龙门书店影印出版的英文版的课本。那时的学生多数经济较困难,同时也不容易买到书,所以总是在注册之后,生怕借不到书,于是一路小跑地抢先到浙江图书馆去借。
 在解放初期很重视学生会的作用。学生的工作都由学生会出面领导,如每天的早操、一天三次的广播,宣传板报、文化娱乐活动、食堂的自助服务和学习用具的供应等。
 1951年抗美援朝时大家响应祖国号召,轰轰烈烈地报名参加军事干校。我们班里有四位同学被光荣地批准参加了军事干校。当时全班同学为欢送他们还特别照了一张照片。看到这张照片让人想起当年抗美援朝时大家响应祖国号召轰轰烈烈地报名参军的情景。他们参干后参加海军建设,在工作中有出色的表现,如今从军、师级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大家都为他们感到骄傲。
 1951年下半年,听到全国开始调整高等院校,按苏联的教学体制,将原先的综合性大学改编为单科性的专门学院,并将科系加以细分为专业,学制为五年。例如将航空工程系分为飞机工程系和航空发动机工程系,在飞机工程系里又细分有飞机设计专业和飞机工艺专业,在航空发动机系里又细分有航空发动机设计专业和航空发动机工艺专业。此后又增加了飞机仪表设备专业、空气动力专业和直升机专业。这些工作均为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打下了基础。当时我们完全被这种美好的前景所鼓舞,全身热血沸腾,有一股使不完的干劲。
 上述紧张活泼的生活情景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感到十分亲切,难以忘怀。
 1952年暑期,全国高校进行全面的院系调整。浙大也毫不例外,航空系和上海交大的航空系以及位于南京的原中央大学的航空系三系进行合并,新成立一所“华东航空学院”,地点位于南京。由范绪箕先生担任学院的筹备委员会主任。合并后,在1950年入学的三校同学加在一起有近100人。为响应祖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号召,按照国务院的部署,我们提前于1953年夏毕业,我留校分配在华东航空学院工作。我们这批毕业生有三分之一的同学分配到东北航空基地,参加飞机工厂和航空发动机工厂的最初筹建工作;有近二分之一的同学分配到各航空院校,担任教学工作。从此开始我们就以各自的工作成绩向祖国人民进行汇报,为祖国的航空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1963年我从西北工大调至河北工学院工作,继续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通过学习和教学工作培养一届又一届的各专业的学生,并在80年代后期担任了研究生导师,培养了三届一般力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完成了一个人民教师应当完成的神圣职责。一直到1990年退休为止,我在高等学校整整呆了40年。从进入浙江大学起至今,我陪伴着人民共和国一起走过了其光辉的60年。
 我为能一直在高等学校工作、生活而庆幸,因为在学校里可以经常和年轻的学生接触,而在业务上总要不断地更新知识来充实提高,在工作中总能感受到青春的活力。就像种花一样,看到一茬又一茬的花开,总让人感受到美好的生命气息;当然更有意义的是,在学校的教学工作岗位上,能够为祖国的建设培养一届又一届有用的建设人才,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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